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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所以我时常能在家里看到他。他也就成了我和我母亲除了二妹以为接触的最多的人。 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,看样子是杨国民的亲戚。他们显然对真假杨太太一事知根知底,眉眼间透露的全是趾高气扬,但谁都没有戳破。往沙发上一坐,自然地让我母亲给他们倒水喝。 杨国民在回来的路上,我母亲坐在沙发上无措。我对上他们的视线,有种被审视的黏腻感。他们像是找到突破口,对我这个外来户很是好奇,问基本情况,问详细信息,我母亲对人设防又不设防,我不希望她对他们说任何有关我的信息,她却觉得既然这样,不如大大方方介绍,将我推到众人面前,接受探寻。 我咬着后槽牙,被一只手拉回来。 杨赴意比我向前半步,轻轻瞥眼看我,有种熟络的自然,“去写作业。” 简直救我于危难。 我得令就跑,把他甩在身后,眼的余光看到他不仅打发走了我,还打发走了我母亲,佣人站在他身旁,恭敬地给对方倒茶。 我忽然在一瞬间就理解了,也悟到了什么叫家里的长子,以及身份的鸿沟。他轻而易举地站在那群如狼似虎的人面前,游刃有余的回旋,而我和我母亲,都是他悲悯之下的举手之劳。 当晚我就开了窍。 开了知道如果想在这个家里过得好,在我们没有条件和能力离开这里的时候,和杨赴意搞好关系,让他像挡箭牌一样站在我们面前,是最明智的选择。 怪不得那时杨华找我,我母亲告诉我,不处成朋友,起码也不要处成敌人。 在那一刻,我下定决心,无论杨赴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他起码,要为我们所用。